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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革命:工人视角下的广州起义

阿里夫 · 德里克 · 2021-08-16 · 来源: 哈扎尔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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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2月11日,以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工人赤卫队和军队为主力,广州起义爆发了。

  导读

  1927年12月11日,以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工人赤卫队和军队为主力,广州起义爆发了。起义失败后,无论是当时革命政党议程中的反思与总结,还是后来的学术研究,大多是从“全球”和“民族国家”这两个维度分析和叙述该事件的,从而错失了对起义所依托的本土逻辑的发现;而1990年代后的海外研究开始采纳以区域为中心(regionally based)等多视角的方法,在极大扩展相关研究学术视野的同时,但却又有意无意应和了“否定革命”的意识形态预设。对此,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1997年发表了这篇名为《叙述革命:工人视角下的广州起义》(Narrativizing Revolution:The Guangzhou Uprising [11-13 December 1927] in Workers' Perspective)的文章,希望以一种既区别于既往单一革命史叙事,又反对“否定革命”/“告别革命”范式的方法的重提广州起义。

  与文中评价的九十年代海外研究者,以及后来同样关注广东中共革命地方性问题的王奇生一样(甚至在史料上,德里克和王奇生都大量利用《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德里克也看到了党内的知识分子与工人、党与群众以及工人群体内部之间的多样性乃至分裂。但对他而言,与其说这些事实证明了“革命”的挫折和“阶级”的虚构性,不如说证明了革命和阶级问题在当时的实存性和重要性:即在存在诸多地缘、血缘关系和其他分歧的人群当中,革命的话语和方法成为一个当事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德里克雄辩地指出,那些借多样性视角否定革命和阶级的人,恰恰接受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式的定义,即一种“纯粹”的、不搀任何杂质的阶级意识。而如果采用多元决定(overdetermined)的阶级观点,便会发现“广州工人阶级的内部分歧并不自然意味着阶级意识的缺失,而这反而可以被认为是在阶级问题上进行斗争的标志——在1920年代的广州,阶级问题日益成为理解社会和政治动态的共同基础。”“激进分子给革命带来的不同经验和社会亲缘关系在这些分歧中固然重要,但有必要记住他们在争夺什么:阶级、性别和革命。”在说明这一点上,德里克还借鉴了孚雷(Furet)和林亨特(Lynn Hunt)在法国大革命研究中采用的文化视角,并赋予新的意义:“在后现代主义时代,我们并不惊讶于读到文字‘不仅反映社会和政治现实;它们是改变现实的工具’……然而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尽管诸如‘革命’、‘阶级’和‘帝国主义’之类的词语并没有明确地指代‘客观’现实,但它们确实代表了不同的理解方式。由这些不同的现实概念提供信息的话语试图创造它们的对象,但要令人信服,它们需要提供一种解释生活经验的方法。”(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文化视角被认为更多用于“贬低”革命的修正史观,对于这种评价参见德里克文章注释【26】)

  而这种共同的“革命问题”,不但表现在起义之前的地方工运史脉络和起义过程中,也表现在起义失败之后:那些曾经反对起义的工人也要承担失败的代价,“当广州起义被镇压后,李济深军阀政府在香港以及粤港华商的压力下开始关闭所有的工会,甚至是那些沆瀣一气镇压起义的工会”;而在“反帝”意义上,自省港大罢工以来一直响彻反帝口号的广州城,在李济深对港督的欢迎仪式中变成了“一座被英国国旗覆盖的城市。”“敌人”所“反对”的事物,恰恰意味着曾经存在着一个真实的革命。

  德里克这篇文章还令人想起裴宜理在十五年后完成的革命史名著《安源》。虽然德里克的《叙述革命》在篇幅和深度上要逊色于《安源》,但在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上,在对中共革命所采取的种种“文化策略”的发掘乃至激赏上,在破除原有正统单一叙事的意识上,二者又有诸多相似之处。德里克与裴宜理的区别也耐人寻味:裴宜理在《安源》中极力凸显一种“非暴力”的革命实践,在尊重革命意义的同时对革命的暴力发展表现出某种惋惜和遗憾。而德里克则明确指出,在广州工人阶级满怀复仇情绪的条件下(“报仇的时候到了”,“广州早就该赤化,还等什么呢”、“要是弟兄们知道这事,会高兴地半夜爬起来的”)和地方政治社会态势中,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内在于革命情势的一部分,哪怕它的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革命者面对的选择没有一个是可行的;最终,在过去几年在广州的许多革命运动中积累起来的矛盾的驱使下,他们采取了对于他们来说最具革命性的选择。”

  在文章结尾与“中国出名的知识分子”的对话中,德里克主要着眼于“告别革命”的李泽厚等人(文章写于1997年)。当时的德里克可能未曾想到的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游离和边缘化之后,革命史叙事和革命话语开始重新回到中国意识形态场的中心。然而,在当下流行而弥散的革命话语,不但仍然存在上世纪的单一化、正统化弊病,甚至还可以被国族主义乃至保守主义的“另类现代性”议程所吸纳和运用。因此,德里克所说的“话语之间和话语之上的斗争就不再是对革命的否定,而是一种在不同革命概念中争夺霸权的斗争”、“我们必须停止谈论单一的革命(a revolution),而应该开始谈论复数的革命(many revolutions)”不仅对于理解中国革命史有所启发,对于用激进视角看待现实也有极大的助益。

  Arif Dirlik. 1997. “Narrativizing Revolution: The Guangzhou Uprising (11-13 December 1927) in Workers 'Perspective”, Modern China, 23(4).

  译者:杰尼、艾伦、Kvanti、郭守敬、土土哈

  校对:白山、土土哈

  正文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点30分,共产党控制下的军队和工人赤卫队在广州发动了起义。当天上午6点左右, 起义者控制了广州大部分地区, 共产党领导人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权。在次日的群众大会上,苏维埃得到认可后成为了正式机关。然而,从这一刻起,起义已经进入低潮阶段。起义的推动者张太雷,在群众大会结束后的归程中遇害。13日4点,广州被军阀军队和他们的工人盟友夺回。在接下来的五天里,这座城市成为可怖的屠宰场,激进派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遭到屠杀。在苏维埃存在的六十个小时里, 双方的伤亡总数约为两百到三百人。而在随后的五天里,却有近六千人被杀,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以最具报复性的可怕方式被杀掉的。在之后的两年中,大多数参加起义的年轻革命者,都将在白色恐怖中牺牲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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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孔德、郑洪流创作于1962年的油画《广州起义》

  在起义被镇压、苏维埃失败后的反思中,工人参与起义的问题可以说是各种问题的焦点。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而后是共产国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次年1月初,广东省委在香港举行了由李立三主持的会议。李立三被派往南方调查和评估起义失败的原因。会议谴责起义的知识分子领导人未能按原计划发动总罢工,并将此看作是工人态度冷漠的原因,导致计划中的群众运动沦为“军事投机”。(《中共广东省委给关于广州暴动决议案》,1928:249)11月29日致省委的一封信也被转到上海党中央。在信中,张太雷列出了总罢工的准备工作,将之作为起义计划的第一项,随后是组织工人赤卫队;还有针对张发奎第四军的部队工作,即把他们争取到起义一边;再后是在市郊动员农民,各步骤按计划发动(《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信》,1988:94)。当12月11日起义爆发时,只有对第四军教导团的动员算得上是无可争议的成功。正如12月29日陆定一的一份报告所述,12月上旬的情况使人“不知不觉”地被迫依靠军队作为起义的主要力量(陆定一,1988:185- 86)。然而,如果工人没有在起义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将成为主要受害者。在起义失败后的大屠杀里,大多数丧生的人都是工人。

  省委对起义领导人的谴责甚至在其写就之前就受到了挑战,上海党中央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不赞成省委的观点,这导致了省委和党中央之间前所未有的长达一个月的冲突。关于广州苏维埃的争议持续了七个月,直到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达成正式决议,随后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也作出了决议。

  尽管关于苏维埃的评价有许多分歧,但对起义领导人未能动员广州工人却几乎没有争议。省委将失败归咎于“主观”因素,即起义的知识分子领导人的无能。党中央则归因于“客观”因素,即主要是敌人的力量太强,以及和帝国主义者的勾结。但两者都未声称工人在起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最终,动员工人的失败,将消失在领导人的诸多“错误”清单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广州起义成为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最重要的象征。话虽如此,对起义的学术研究却也承袭了这一看法。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对华政策,对这一问题基本没怎么关注。最近,基于区域(regionally based)的研究在阐明广州工人状况的复杂性以及工人与共产党的关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在起义方面却留下了一些未解决的重要问题。这反过来影响着我们构建下列问题的方式:革命中的阶级和阶级意识,组织起来的革命者与广大人民间的关系,以及1920年代中国革命的进程。通过仔细考察广州起义中的工人参与,我试图在本文中分析包括上述在内的一些问题。

  在1928年2月9日在香港召开的广东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上,著名的工人领袖邓中夏被派往香港解决中央和省委之间的冲突。他观察到,因为“这次暴动参加者有2万人,或许可以说这太少了,但不能说这不是群众”(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28:324)。他在会议早些时候也观察到,人数较少本身并不是领导者未能动员群众的证据,因为在武装起义中,只有最先进和勇敢的工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第304页)。邓给出的数字并非无可争议。关于参与人数的报道在起义之后变化很大:从较低的3200人(一个简称为“A先生”的人提供,包括1200名教导团成员),到军事总指挥叶挺给出的4200人(包括教导团成员在内),再到特别委员会估计的23600人,最后是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提出的30000人以上。【1】这种数据上的变化既反映了起义过程中的混乱,也反映了其准备过程中的保密性。最了解这些准备工作的两个人张太雷和周文雍(负责赤卫队)在起义期间和起义后不久被杀,所以确定参与者的人数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事情。邓中夏所说的2万“群众”的数字并非不合理,尽管怎样算参与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事件发生三年后,邓仍然将“只有5000人参与起义”的言论指责为“诽谤”(中夏,1930:50)。不过,他也承认,正如他早些时候所说,2万人的数字仍然远低于预期。

  上述任何一个数据都可能把人数说少了。但我认为,在有一点上邓中夏是正确的,即坚持认为工人在起义中的参与不应被忽视,因为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工人作为军事行动的一部分而参与起义。虽然,我认为工人参与有其意义的原因与他的想法有所不同。对工人参与的解读有两个重大的诠释性后果。首先,它要求将广州起义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事件加以有意义的再叙事化。其次,它提供了对革命动态发展的重要见解,尤其是关于阶级和阶级关系的问题。

  中国革命中的苏维埃和公社:革命的民族化和全球化叙事

  在起义中承认工人的存在,需要一个立足于广州的革命叙事,而不是局限在民族或全球舞台上的革命叙事。后两者主导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编纂学和中国革命研究者对大多数事件的描述。民族叙事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有着明确阐述,其中广州起义是构成一系列的三个事件中的最后一件,标志着向独立的共产主义革命战略的转变: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及广州起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27年)。当然,这种转变所隐含的是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激烈争论的问题。无论如何,把这三个事件放到一起,是为了塑造起义叙事的空间和时间维度。共产党方面对广州起义的记述,往往是从南昌起义和党的八七紧急会议开始,而以1928年夏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决议告终。在这里,广州起义和其他时刻一样,是民族形式的革命史中的一环(in a national history of revolution)。处于叙述中心的是共产党领导人的决策和活动,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广州。第四军教导团的运动非常适于被纳入这种叙事的轨道,因为他们在这四个月内,先从武汉到南昌,又经江西到广东,最后在起义后离开广州进入农村加入了红军,继续为下一阶段的革命服务。【2】

  反过来,民族叙事也与全球叙事密不可分。民族性与全球性的纠葛最明显的一个方面,就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在1920年代革命运动中的直接参与,这一点在对广州起义的早期研究中占据了中心位置。【3】相对不那么明显、但对揭示其意识形态基础而言可能更为根本的,是用来描述起义的术语;除了“暴动”、“起义”(uprising)外,还有“苏维埃”和“公社”,这些词把广州起义定位于全球革命史的语境下。正如在新的共产国际顾问罗明纳兹的指导下,在八七会议及随后十一月扩大会议上所规划的,1927年革命战略转变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把革命重心从城市转移到乡村,不间断地把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到推进到苏维埃(或社会主义)阶段。广州起义将在苏维埃阶段的开场中占据一个特殊位置,并且在许多中国评论者的心中,对应于中国版十月革命的开端。在中国,最先宣布成立苏维埃的场合并不是广州起义;这一荣誉属于一个月前建立的海陆丰苏维埃。如果说,广州起义的形象确实压过了海陆丰,而成为新的、革命的苏维埃阶段的象征,其原因可能正如伯纳德•托马斯(Bernard Thomas)所分析的那样,即前者是一场城市起义。广州苏维埃能在向农村革命战略过渡的过程中证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持续存在(Thomas,1975)。

  尽管早在1927年12月中旬,“公社”这个称谓就被用来形容起义了,但这个词是逐渐才流行开来的。起义者最初使用的词是“暴动”,亦即起义第一天的行动口令。另外,起义建立的机构也不是公社,而是苏维埃。然而多年来,“公社”一词是如此流行,它似乎已经盖过了“苏维埃”,以至于后者必须通过学术研究才能被从遗忘中拯救出来(黎显衡和梁伯祥,1988:711)。【4】“公社”盖过“苏维埃”的原因并不清楚。用巴黎公社来指称中国革命并不新鲜。1926年初,广州的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曾大张旗鼓地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在为这一场合而写的一篇文章中,后来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张太雷以巴黎公社为例,论说中国革命应该吸取教训,强调资产阶级最终必定会背叛中国革命。工人阶级必须准备独自参与革命(太雷,1926:8-11)。直到1927年12月15日共产国际通告宣布起义时,我还没有发现提及巴黎公社的言辞,尽管文本内容使用了“苏维埃”(“共产国际”,1927)。此后,这个词就开始越来越规律地出现了。1927年那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极端主张在1928年得到了调整,也许是在这种背景下,“公社”被认为是比“苏维埃”更合适的术语;起义的失败和暴动者遭受的屠杀可能也加强了与巴黎公社的可比性。【5】论术语的复杂性,“公社”并不亚于“苏维埃”,同样维系着起义的全球性所指。在一篇总结起义失败的报告中,陆定一的结论是:“无论如何,广州暴动是中国的巴黎公社”(陆定一,1988:195)。 1932年的一篇文章将起义描述为“东方巴黎公社”(陈叔平,1988),赋予其更大的意义。

  广州起义确实是国家层面决策的直接产物。【6】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直接参与了这些决策和起义本身。伊罗生(Harold R.Isaacs)敏锐地观察到,起义的时间恰好与俄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相吻合(Isaacs, 1966: 282, fn.),这已被参与者的回忆录所证实。1930年,黄平回忆道,纽曼曾经说:“苏共即将举行大会,如果广州能坚持八天,就能在大会上产生极大的影响。”(黄平,1930b: 433-34)。 通过“苏维埃”或“公社”等术语将起义纳入全球革命的叙事,本身并不令人惊讶。全球性的力量确实在广州发挥了作用。自1920年代中期以来,在革命的敌友阵营之间,这座城市一直承载着“红色广州”的形象,一个不仅是亚洲更是全球的革命中心(Gomez,1926年)。【7】

  因此,问题不在于这些叙述本身正确与否;而是在于,关于起义的叙述在何种程度上被局限在国家或全球的革命轨道内,而基于地点(place-based)视角对起义的理解遭到了边缘化乃至压制。这就是为什么工人参与起义的视角(虽然起义不只有工人参与)至关重要。即使在人数稀少的情况下,工人在起义中的参与也引入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地方维度;缺少了这个维度,就不可能完全理解起义的动力或它遇到的问题,包括工人的冷漠态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起义不仅仅是1927年下半年共产主义革命政策转型的产物,也是作为始于1925年6月而终于1926年10月的省港大罢工的最后一幕。可以肯定的是,罢工有一个前史、一个形成过程,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初,甚至更早。但由于其规模和持续时间,它从混乱的社会和政治趋势中脱颖而出,形成了可被识别的社会形式,它们既充当着革命的核心,又揭示着革命的结构性矛盾。罢工期间及其后在广州发生的历史事件使起义具备了一个地方性的逻辑,这一逻辑既让起义具有工人参与的性质,又将引领着革命领导层回应这种参与。革命领导层可能犯了“错误”,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也被这种逻辑所引导。在起义结束后,把他们所做的或未做的事情描述为“错误”是为了迎合党和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需要,但这并不利于理解导致起义的活动和事件。如果说有什么错误的话,那就是不应当将这种地方性逻辑包含在以国家或全球的革命轨道为依据的叙述中,没有认识到前者并不能被后两者全然容纳。

  共产党,工人与广州革命运动

  当发动起义的决定于11月中旬在上海作出时,该计划要求的最紧迫任务之一是组织一支由2000名工人组成的赤卫队队伍。任务落到了22岁的广东共产党员周文雍头上,他是一名资深的劳工组织者。在接下来的两周里,赤卫队组成了七个联队,外加两个联队的敢死队、一个汽车队和一个消息局。正规营被划分成数量不详的大队,每个大队90人;再细分为三个中队,每中队30人;中队再细分为三个小队,每个小队10人。【8】这些联队是按广州的市辖区编组的,但从零星的报道来看,分队由同一职业的工人组成,必要时由其他人补充。每个营都有一名党员和一名指挥员指挥作战。工人赤卫队中有36个工会代表(根据上文引用的工人代表大会报告,这与参加起义的工会数量相同)。敢死队由来自海员工会、人力车夫工会和印刷工会的最激进、最忠诚的工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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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起义的教导团士兵和工人赤卫队

  在人数、成员和组织方面,工人赤卫队是1925年11月为抵制香港(译者注,即参与省港大罢工)而成立的纠察队的直系后裔(冼一宇,1980: 167)。关于赤卫队的史料都记述称,罢工者(特别是纠察队)构成了赤卫队的骨干。虽然在1927年4月以后,组织形式经历了一些试验性的变革,但当赤卫队于11月组织起来时,它们与早期的纠察组织并无实质差异。周文雍本人与罢工者有着长期的联系,尤其是自从1927年4月广州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工人运动导致工代会主席、前任工人运动日常领导者刘尔松被处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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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雍与陈铁军的合影。1928年初,周文雍与陈铁军在举行刑场上的婚礼后牺牲。

  赤卫队的部署受当时广州劳工组织的状况以及他们罢工期间和之后经历的影响。工人运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0年代初期,当时的第一批劳工组织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和与同盟会有联系的工人建立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由马超俊领导的广东机器工会。这些早期的劳工组织具有很强的行会性质,雇主和雇员通常是同一个工会的成员。最早与行会组织决裂的工会之一是海员工会,其于1922年初举行的成功罢工对当年发起全国性劳工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1921年,随着共产党支部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在广州成立,共产党开始参与劳工组织并推动行业工会的发展。在随后的几年里,特别是从1924年国共统一战线建立开始,工人组织发展迅猛。

  尽管共产党人在推动建立打破行会传统的现代工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同时也受到工人组织习惯的限制。早期劳工组织中最激进的海员工会就是一个例子。海员和广州的大多数劳动者一样,都是通过劳务老板(工头)制度招聘的,因此以血缘或地区为基础的招聘塑造了工人之间的分工。当工人开始组织起来反抗劳工老板时,他们的组织也遵循着同样的模式。海员工会早期成员刘达潮在回忆录中说,海员为互相帮助而成立的各种互助会都按地区或族群(如客家)划分;因此,在来自广东不同地区,缺乏共同语言和习俗的劳动者之间,地方主义(帮口观念或地方观念)非常强烈。这使得雇主更容易操纵工人进行相互对抗(刘达潮,1984:63)。工会试图克服这一挑战,但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语言仍然是工会和革命运动的一个根本问题,即使是同一个工会的工人之间也经常无法交流。地区和宗族的隶属关系也导致工会的激增,同一职业的工人建立了不止一个工会。迟至1926年的一份共产党报告抱怨广州的工会支离破碎,那里“每条街都有三个工会办公室”(中央档案馆,1982 [1926]:341)。此外,广州的工会并未在促进工人利益方面确立自治地位,反而卷入了地方政治,这使它们卷入了在该市盛行的政治帮派主义,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如此(Kwan,1997: 118)。

  省港大罢工有力地推动了广州的工人运动,既因为反帝情绪盛行,也因为广州国民党政府将保护范围扩展至工人运动。罢工的重要后果之一是香港近5万罢工者返回广东,其中一些人返回了广东周边的村庄,但其中近3万人被安置在由政府资金所支持的广州招待处。1925年11月,随着工人纠察队的成立,广州表面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由工人控制的城市。再加上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人和与共产党有关的工人领袖主导,广州承载了世界革命运动总部的城市形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共产党人建立广州苏维埃的前一年,1926年底的英国领事报告在描述广州事件时经常提到“广州苏维埃”(Public Records Office,1925-26:330)。

  1926年中期,在罢工委员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人指导着广州市工人代表大会下属的120个工会里的近20万工人。然而,一切并不顺利。省港大罢工在给广州工人运动提供组织形式的同时,也在组织划分方面复制了工人运动的分裂。到1926年中期,广州有三大工会:广州工人代表协会、广州总工会和机器工会。自1920年代初期以来,广东机器工会一直对共产党怀有敌意,并且在省港罢工期间,这种敌意加剧了。在此期间的某个时候,机器总会成立了一个武装部队(即“体育队”)。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这支武装部队袭击了参与共产主义活动的相关人员,并在1927年12月起义之后的大屠杀中发挥突出作用(梁桂泉, 1988: 685-87)。

  随着工代会的共产党人在工会问题上的立场更加坚定,以及北伐使广州统一战线政府的权力边缘化,工人之间的分歧在日常的街头斗殴中爆发。这些斗殴也暴露了共产党对他们声称代表的工会的控制实际上是脆弱的。上面提到的1926年报告不仅承认工人运动由于内部分裂而陷入困境(甚至是在共产党控制的工会之间),而且指出共产党组织者在这些分裂面前或多或少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们没有在任何基层组织中掌握领导权(中央档案馆,1982[1926]:344-45)。尽管共产党人声称代表20万名工人,但工人运动中只有300名共产党员。报告还指出,劳工运动的权力来自当权政府;随着政府被边缘化,劳工运动本身就陷入了困境。

  这就是1926年10月10日罢工和抵制运动结束后在广州凸显出来的情况。与此同时,随着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以及包括苏兆征在内的许多共产党领导人、海员工会主席、罢工委员会主席)北移,广州的政权落入广西地主李济深之手。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英国的报告仍在抱怨广州工人(尤其是海员工会)的权力,但形势已经逆转。抵制运动结束时,一直住在招待处的香港罢工者每人可以得到 100元的津贴,并被要求寻找工作以维系生活。虽然新广州政府做出了亲工人的姿态,要求雇主优先雇用罢工者,但许多罢工者找不到工作,散落在农村的村庄里,直到只有几千名“骨干”留在广州。

  对罢工者的打击发生在1927年4月15日(即上海工人被镇压三天后),李济深在上海与蒋介石协商后返回广州。虽然上海的4月12日和武汉的7月15日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注意,但他们很少提及广州的4月15日。正如香港政府在4月下旬发布的一份文件所说:

  为了执行在这里的总司令部接到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出的紧急指示,对付危险的共产主义分子,李济深将军在与国民党总司令召开会议后,担任代理总司令,14日午夜在广州实施紧急戒严,15日耶稣受难日凌晨立即派出大批部队,向不同方向突袭各个红色劳工组织总部……被逮捕和拘留的赤党工人男女合计约2000人。大约 40 名学生,男孩和女孩从广东大学被逮捕……耶稣受难日广州的反赤运动受到商家和市民的热烈欢迎,但部分群体仍不满意,认为这里采取的行动不如上月在汕头采取的行动彻底。17日,所有工会被查封关闭。[Public Records Office,日期:45]

  4月15日对劳工的袭击导致二到三千名劳工激进分子被捕,约200名劳工领袖被处决,其中包括工人代表大会主席刘尔松。接下来的一个月,对劳工残酷无情的迫害持续进行着。当时在广州基督教学院任教的厄尔·斯威舍(Earl Swisher)在1927年5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

  又一天在广州辅导学生的时候,我正躺着休息,男孩们跑过来说:“哦,斯威舍先生,来看看共产党。”我跑到窗边。街上有大约一百个人,每个人的手都被用粗绳子绑在背后。他们挤成一团,一条又长又重的绳子在这群人周围绑得很紧,就像打牛的人会套上一堆牛一样……他们从酒店门前经过,朝着外滩走去。他们可能正在从一个监狱转移到另一个监狱。这种清洗共产党人的行动已经持续了大约一个月。数千人被捕。据信约有两千人已被处决。这些处决是在夜间进行的,没有公开报道。他们只是被带到东阅兵场并被枪杀。 [Swisher,1977:62]

  4月镇压工人运动主要是打击省港罢工者,同时也改组了工会。其中所谓的改组委员会由来自机器工会和广州市总工会的反共(和反罢工)的劳工领袖组成。在罢工者看来,这确实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界”。

  罢工者们关心的是,在1927年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如何让世界再次变得更好,去夺回他们曾被夺走的优惠待遇(译者注:当指原先国民政府对因参加省港大罢工而失业的工人给予的补助),并且恢复过去在罢工的日子里所享有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针对李济深的动作,激进联盟的回应是宣布广州总罢工。他们也组织了一些自卫军团来抵御连续不断的攻击。在后者中最突出的是组织武装团体,以红色恐怖来应对白色恐怖。在这一过程中,工人与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的冲突,越来越多地转向了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之间的冲突。在Michael Tsin关于广州1920年代的研究中,他观察到“资方和劳工之间的冲突虽然不小,但是和工会之间的自相残杀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Tsin, 1990:203)在工人的总体印象中,1927年指向“黄色工会”或者“工贼”的冲突掩盖了对于工人与资方或者帝国主义的冲突的关注。

  然而很容易忽视的是,对于激进工人来说,工贼是结构性压迫的一部分,试图将他们通过艰难斗争所夺回的优惠待遇夺走——这些斗争不只是为了反对压迫者,更是为了他们艰难取得的阶级意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通过恐怖手段和公开活动展开反击。6月19日,激进的工人组织了一次罢工来纪念省港大罢工两周年。随着张发奎的部队于9月返回南方,广州的工人运动获得了新的活力,这次返回再一次为广州政局引入了不确定性。10月14日,海员工会组织了一次会议和一次游行;这些举动很快从一场反对解雇某艘船上的水手的抗议,转变为了一场反对广州政府的抗议,最终以对海员工会“改组委员会”总部的攻击结束,至少两名“工贼”被杀。11月1日,铁路工会所领导的工人示威反对汪精卫,后者当时在广州。工人示威者要求释放自4月15日起被逮捕的工人。11月7日,工人组织了一次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的示威游行。在这些行动中,每次至少有两万工人参与示威。依照共产党的新决议,工人们公开宣布和国民党(包括国民党左派)决裂,并展开红旗以表现他们对共产党的忠诚。

  随着工人运动与日俱增,当局也作出了反应。这进一步削弱了本就已经精疲力竭的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工会队伍。11月10日,广州军阀政府宣称他们将关闭省港罢工者的宿舍和食堂。在11月17日的军事政变之后,张发奎接管了李济深的政府,对罢工者开始动真格了。工人收到了赔偿金(部分是现金,部分是政府公债),然后被勒令搬出宿舍。作为回应,工人烧掉了他们刚刚撤出的部分建筑,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只能离开广州。【9】

  在起义前夕,压迫、分裂和幻灭给曾经强大的工人运动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工人和知识分子领导人对于革命感到心情复杂。劳工之间持续不断的内讧是让共产党领导人幻灭的一个原因。坚定的工人组织者如邓中夏认为它是“无法控制的保守落后心态的证明”(Kwan, 1997:207-8)。这可能是起义的组织者有“重视军事,轻视群众”倾向的一个原因(黄平,1930b:436)。尽管因为起义的失败,知识分子领导人遭到了谴责,广州省委在1928年初的决议同样也认为“果然广州的工人阶级多是落后的手工业工人”。(《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决议案》,1928:250)

  工人们也感到了背叛和伤害。Daniel Kwan观察到罢工和抵制的结果引发了共产党领导者和他们的工人阶级支持者之间的分歧:“对于罢工领导人来说,尤其是中国南方知识分子背景的共产党员,如邓中夏和陈延年,罢工是民族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一部分。但是对于大多数罢工者来说,他们出身于工人阶级,罢工仅仅是反英情绪的表达。有知识分子背景的中共领导人,在他们的革命视野里一再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尤其是在(1926年)3月26日政变之后。”(Kwan, 1997: 226)。尽管Kwan就工人对罢工感受的评价过于简化,我仍然认为他捕捉到了工人和革命领导者之间的基本分歧【10】。随着1927年4月之后对劳工运动的镇压,这种分歧将会加剧。陈郁,1927年一位著名的海员工人阶级领袖,在1941年回忆,“当时广东同志看不起知识分子干部,尤其是在四一五之后,我受了很深的影响。在四一五时期,许多知识分子干部消极逃跑,给我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当时我们还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作用。”(陈郁, 1983[1932]:198)。另一个海员何振武,在1927年也是省委的一个成员,在起义结束后立刻报告说,自从四月以来,党的知识分子领导者失去了他们的“决心和自信”,在领导群众的工作上失败了。他认为,因领导层的失败而产生的幻灭感,而非军阀压迫,是造成工人对革命运动态度冷漠的原因。(何振武,1988:179)但是压迫也造成了损失。在陆定一12月的报告中,基于对工人的采访,他观察到“经过许多失败以后,工人中也有些畏缩的心理。他们这种畏缩是对于无武器的罢工斗争之畏缩。”(陆定一,1988:185)

  起义领导者或许知道部分劳工的这种感受。我倾向于认为他们知道,并且这可能是迫使领导者进行起义的原因之一。至少,领导者意识到了劳工运动以及他们对其控制的脆弱。张太雷的妻子王一知在起义结束后不久就对张国焘说,“我们大部分同志都认为起义的未来并不乐观,因为工人和农民的力量一再受损,但是那些同志不得不遵照命令行事。”(张国焘, 1972:52)在11月17日达成起义决定后,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工人盟友至少在两个场合讨论了大罢工的问题,但是最后决定放弃,原因是广州工人处于分裂状态(黄平, 1930b:434;黄穗生, 1987: 302)【11】。共产党人意识到,即使是忠于他们的劳工也大部分在11月下旬之前分散到郊区了,他们的成功取决于他们号召以及再次组织这些劳工的能力。这是分配给周文雍的任务之一(叶创昌和谢燕章, 1987:282)。据11月的一份关于广东组织状况的重要报告揭示,尽管所有关于广东各地工人组织化的讨论都在进行中,但共产党对于总体情形还是缺乏认识。这份报告本身是针对省委从各地区分部接收到的报告的情况反馈;它指出,各地区的报告都模糊不清,无法提供关于各地情形的清晰意见。鉴于所有的起义计划书都极力设计一个组织严密的起义,广州的情况应当也是如此(《十一月份收到各地报告的统计及批评》)。【12】但被妻子认为是“盲从”的张太雷在直到起义前夕仍然疑虑重重【13】。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张太雷在起义三天前的12月8日,在最后一次和党中央的交流中的伤感:

  我们的力量并不大,但是我们相信发动后,一定能得广大群众的拥护。这种平民革命的行动,一定能影响敌人的军队使之瓦解。假使我们坚持两星期,一定能得到国际具体的帮助。我们指导的力量很薄弱,希望恩来兄能即来。大概你们已接德毛子的电报,已知道一、二了。(《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88:186)【14】

  那么,为什么他们这么做?1928年2月在香港的会议上,邓中夏观察到尽管有很多对起义的批评,“我相信没有一个同志敢说这次暴动是不该发动的”(《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28:324)。没有一个批评者挑战他。

  过去在党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的大部分作家批评起义的发动,这似乎可以被王一知上面的陈述所证实。我认为已知的证据支持了萧佐良(Hsiao Tso-liang)的观点,即尽管共产国际和莫斯科方面制定了1927年下半年的总政策,广州起义在其具体内容上是地方决策的产物(萧佐良,1970:144-47)。可以肯定的是,最初的决定是11月17日在上海定下的,而12月5日,党中央最终批准了起义决定(“中央”,1927)【15】。另一方面,党中央于11日晚从上海的报纸中得知起义的消息。至于最初的决定,是由张太雷和苏兆征(过去省港罢工的广州领导者,现在是中央委员会成员)负责导致作出这一决定的报告和分析。王一知认为,张太雷在上海的意见是受到纽曼的压力而作出的,她的这一想法与其他证据相矛盾。11月18日,上海决定作出的后一天,纽曼在广州召集了一个省委会议,他建议与张发奎和解,因为后者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仍然可能到革命的一边来。他的意见被委员会否决了。(黄穗生,1987:300;黎显衡,1987:56-57)【16】

  那么,起义为什么会发生呢?党和劳工的关系提供了一些线索。尽管二者的关系遭遇了上述的一些问题,但劳工在促使领导层发动起义上起了重要作用,当然这些起义在很多方面都是没有希望的。在这里,事件在地化(on the ground)的逻辑也很重要。这些事件产生了绝望、复仇与希望的混合情绪,其中希望在当地发动起义的决定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我已经谈及的内容中,这种绝望是很明显的。激进劳工已经遭受了接近一年的攻击;而共产党在1927年11月面对的危险是,完全失去经年累月积累起来的劳工支持者。就像我所说,意识到劳工对于知识分子的看法可能是迫使知识分子发动起义的一个原因。我们也要记得,截至1927年,知识分子和劳工不属于分离的组织世界,而是混合在省委和一些下层组织中,其中有许多自本世纪初就表现突出的劳动者(包括陈郁和何振武)。如果省委的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劳工的挫败,委员会中有其他人能感受到这一点。尽管一些最重要的结论只由很少几个人决定(张太雷、黄平和周文雍是军事委员会的成员,纽曼参与了大多数会议),省委仍然起到咨询处的作用,能够推翻领导者的意见,就像之前提到的否决纽曼的建议。即使高层领导不理解劳动者的感受,整个省委也不可能对他们视而不见。

  另一方面,领导人无疑看出了激励劳工的情绪:憎恶和复仇的渴望。在劳工关于广州起义的回忆录中,“仇恨”和“报仇”是最常见的词。在一年的斗争之后,广州工人有丰富的直面压迫的经验,也看见过很多同志在斗争中倒下。在1925年6月23日的沙基惨案中,何振武失去了1922年介绍他进入海员工会的伙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把伙伴在示威中举起的沾血的旗帜放在他的口袋中。他充满了仇恨和复仇的渴望(何潮,1986:80-82)。在起义前夕,工人赤卫队的手车伕联队聚集起来,致敬在斗争中倒下的同志。其中一位在场者回忆身旁的同伴:“他的整个神态,仿佛化作了两个大字——报仇。”(李沛群,1986:276)。

  这样的例子很多,足以说明到了1927年,仇恨的对象从帝国主义扩展到了国民党以及与国民党合作的劳工。黄平多年后回忆劳工:“因为他们憎恨国民党的背叛,厌恶国民党对共产党员和群众的杀害,复仇的情绪笼罩了一切”,这种仇恨的情绪在起义中爆发“(黄平,1981:47,49)。但是不仅仅只有劳工充满了仇恨。黄平在起义后不久回忆说,包括劳工和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人有两个目标:复仇和建立新的国家(黄平,1930b:431-32)。起义的领导人希望把劳工对国民党的仇恨转化为阶级复仇(叶创昌和谢燕章,1987:282)。

  最后,希望是存在的。张发奎在9月份返回广东所造成的不确定性,以及紧随其后重新开始的工人运动,似乎把前几个月积累的挫败感变成了新的希望。10月和11月的党报提到的广东的“高潮”不仅仅是来自上层的陈词滥调。在10月14日的海员示威之后,工人和省委的一些人都感到了一种即将发动起义的压力,这遭到了另一些人的反对(Neuberg, 1970: 110; 邓中夏, 1930: 46)。但这种压力是令人鼓舞的。10月14日的示威促使张太雷撰文热情赞扬群众自发的激进主义,称群众已不再受国民党的欺骗,准备用自己的力量去完成被国民党背叛的社会契约。(张太雷,1981)。同一天,他在给省委的报告中指出:

  我们有个问题,就是以后是否还有希望,革命前途是否高潮?我们可以肯定说,是高潮的,有希望的。我们从主观方面说,自军事失利后,海陆丰农民仍继续的奋斗,打贺部叛军【译者注:贺龙部队中的叛徒】。十四日广州海员示威大运动,自动夺取工会,打工贼。至海南农民占据五县,组织政府,现仍有占据全岛之希望。[张太雷, 1927: 83]【17】

  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当张太雷在11月去上海报告广州的情况时,并未怀着这种高涨情绪。即便他没有被这种情绪所感染,随着11月7日海陆丰苏维埃的成立,他更有理由证明革命浪潮正在兴起。

  在11月28日的一次会议上,党的领导人首次与工人中的领导人会面并宣布起义时,从这几个月的挫败感中所诞生的希望更加明显了。何振武列举了那次会议上对张太雷的宣布的一些反应。“报仇的时候到了”,“广州早就该赤化,还等什么呢”、“要是弟兄们知道这事,会高兴地半夜爬起来的”(何潮,1986:85)。另一位工人回忆起另一次会议,工人们的反应是从“这回真刀真枪的来啦”到“我们的世界来啦”(李沛群,1986: 273)。在对11月底和12月初的许多会议的所有记忆中,人们只记得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那就是印刷工人兼省委委员王强亚。他质疑起义的想法。据黄平说,王强亚后来在对起义的反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平,1930b: 434,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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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工人赤卫队在起义中使用过的怀表、指南针和武器

  广州的党和群众之间在对彼此以及对起义的可能性的评价中产生了矛盾,但这些矛盾都包含在整体的革命进程中,而这一进程最终迫使起义发生。工人们充满了复仇的情绪。而领导人,尤其是当他们意识到工人对党的怀疑在不断积累,为了不完全失掉信誉,就无法抵御发动起义的压力。如果没有这个整体的革命进程,就很难解释他们为何会轻视敌人的武装力量。在起义之后,党中央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即起义是被“客观”条件打败的。“客观”条件即军阀的优势力量,这些军阀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暂时克服了他们内部的分歧,从而镇压了起义。然而,这个“明确”的观点在11月那些冲动的日子里被忽视了,当时人们计划在两周内在广州组织起义,在这个工人和共产党人在近7个月内接连遭受失败的城市。事实上,起义期间发生的事件表明,由于陷入了广州内部的斗争,革命者几乎忘记了革命本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18】

  看起来,领导层至少已经克服了社会形势中的矛盾,将注意力转移到他们所谓的“革命的艺术”上,在某些情况下被称为“十月的艺术”。【19】革命不仅仅是历史性的力量如何形成的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发动一场革命的问题。全部的会议都是为了准备革命的口号。目标是让广州的空气中充满革命的口号、横幅和歌曲。事实上,一些关于起义的回忆录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起义可以通过歌唱获得成功。一本回忆录里说,经验丰富的工人领袖杨殷在一次会议上称,“除了硬打,我们向敌人来个政治攻势如何?我们来学学刘邦对付项羽的办法,把所有的共青团员、劳动童子团、青年学生组织起来,仗一打响,在全市各地高唱《国际歌》和革命歌曲,叫敌人陷入‘四面楚歌’之中”(施展,1986:49)。【20】当何振武和他的队伍在11日上午到达城中心时,到处都是歌声。在这两天里,《国际歌》的曲调遍布广州的空气之中(何潮,1986: 94-95)。

  起义

  然而,歌唱最终未能扫除起义的障碍,这些障碍不在于外部,而在起义发生过程的矛盾之中。诚然,由于汪精卫的特务得到了消息,起义不得不提前两天发动,以及起义者用来储存武器的米店被警察发现;但是,再多准备两天也不可能改变结果。当起义爆发后,占领广州市中心方面取得的直接成功只是掩盖了广州被敌对势力四面包围的事实。军阀李福林的总部就在珠江的南面,他为李济深、张发奎和其他军阀提供了避难所,他们暂停了最近的敌对行动以合力消灭共产党人。由于海陆丰离广州太远,也没有农民军可以向广州进发来帮助起义者。即使在城市里,如果那些拉上窗帘的商人和他们的店员没有回家,他们也只是看着眼前的这场戏。

  革命力量本身完全处于混乱状态,与所有已经制定的详细计划相反。发动起义所必需的保密性,几乎注定了起义的失败,因为没有一个团体知道其他团体在做什么。出于安全考虑,起义的军事指挥官叶挺被排除在计划之外;他在起义前几个小时才从香港抵达广州。同样,教导团团长叶剑英也对具体的军事细节一无所知。如果说有人对起义有全面的考虑,那就是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组成的三人组,或许还可以包括纽曼。

  从各方面来看,工人赤卫队的战斗都很激烈,但他们没有武器,缺乏训练,也缺少领导。语言使他们与领导和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学员产生分歧。【译者注: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是工人赤卫队,第四军教导团和第四军警卫团。这里的“学员”应该是指,第四军教导团中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生。】徐向前被指派给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的手工业工人进行军事训练,出于保密的考虑,他只能“纸上谈兵”——用铅笔和纸来讲解作战方法。他还需要一个翻译来与当地工人沟通,因为他不会说粤语(徐向前,1988: 417)。在珠江沿岸一些激烈的战场上,女革命家陈铁军不得不充当学员和工人之间的翻译(温佩兰,1982:60)。长期以来,语言问题一直阻碍着革命者和工人之间的交流,在起义期间这种矛盾变得迫切而尖锐。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是为起义所做的宣传工作也显得徒劳无益。罗佐夫斯基在1930年关于起义的文章中,想知道向不识字的劳动者分发印刷品有什么意义(Lozofsky, 1930: 8)。最后,语言上的混乱还涉及到“苏维埃”一词,尽管这是隐喻性的。许多工人认为“苏维埃”是指苏兆征,即之前省港罢工的领导人,他被认为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何潮,1986:94)。【21】

  至于群众,包括机器工会部分成员在内的许多人确实在苏维埃总部(原公安局)被占领后不久就聚集在那里。共产党的部队刚刚攻克一个军营,获得了急需的武器并准备分发给工人,为获得武器而聚集在一起的工人们就收起武器回家了(陆定一,1988: 187;,1941: 98)。共产党部队还缴获了几门大炮,事实证明,只有一个朝鲜参与者知道如何开火。共产党军队在战斗初期俘获的一百多名俘虏被留在苏维埃总部附近,因为找不到能够甚至愿意处决他们的人;后来,他们变成了当初俘获他们的人的刽子手(Kim San and Nym Wales,1941: 190)。

  11日召开了一次公开会议,正式宣布苏维埃成立,但由于出席人数很少而不得不推迟。到了11日晚,敌人的反击就开始了。在午夜的会议上,叶挺建议趁机撤退,但这个提议遭到纽曼的强烈反对,他大骂叶挺动摇,并坚持认为既然起义已经开始,他们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曾庆榴,1987:122)【22】虽然叶挺得到了聂荣臻等其他军事领导人的支持,但张太雷等人却赞同纽曼的意见,于是这个提议被放弃。

  第二天下午,张太雷从正式宣布苏维埃成立的群众大会返回时被害,凶手是机器工会体育队的一个小组。他的死使起义失去了任何有效的协调。对于工人中的一些人来说,起义已经是一个令人悔恨的事情了。在2月的香港会议上,来自香港的代表报告说当香港的工人得知张的死讯时,其中一个人说:“该死的”(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28:319)。接下来是更加激烈的指责。到12日晚,军队已经开始撤退,但没有人通知工人赤卫队。工人们认为这是出于领导人的懦弱,他们只想着脱身。黄平等领导人事后声称,没有办法通知分散在全城的赤卫队成员,他们没有一个协调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包括恽代英在内的一些领导人留下了。尽管如此,起义之后的广州工人们还是经历了一场悲剧。何振武报告说,在13日,他遇到了一些从香港来广州寻找革命的工人,他自己也得以逃往香港去寻找党的踪迹。

  从后续来看,起义似乎是知识分子领导人对广州工人的又一场背叛,而且是一系列背叛中最血腥的一场。按照事后诸葛亮式的历史眼光,这是一场悲剧,不仅仅因其悲剧性结果,而且甚至也不是伊罗生所说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背叛。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更深刻意义上的悲剧:它必然发生,即使每个人都认为它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革命者面对的选择没有一个是可行的;最终,在过去几年在广州的许多革命运动中积累起来的矛盾的驱使下,他们采取了对于他们来说最具革命性的选择。黄平三年后评价说“现在看来明显很天真,但当时我们真的相信存在成功的可能”(黄平, 1930b: 433)。他们相信克服一切困难都有成功的机会,而这就是悲剧——至少在事后看来是这样。

  围绕着这一悲剧的嘲弄使得它更加复杂。对于像邓中夏和李立三这样忠实的共产党工人领袖来说,暗示他们在起义之后最关心的是起义对革命运动的影响,并且依据哪种评价会给“群众”留下最无害的印象这一点来做总结(“教训”),可能是不公平的。但对起义记忆的更大嘲弄是由李济深和在港英国人带来的,他们在共产党撤退后迅速重塑了友谊。1928年3月,港英总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受李济深邀请访问广州。整个城市被英国国旗和其他合时宜的装饰物缀满(不这么做的店主有被罚款的风险)。如《南华早报》记者所观察到的城市面貌,“广州开始在盛大的一天呈现出英国城市的面貌,圣乔治和圣安德鲁十字在东南西北每条街随处可见”(《南华早报》,1928年3月10日)。【23】

  红色广州在数月之内就变成了一座英国城市。或许起义也促进了这件事的发生。当然广州又会再次变成红色,并勾起起义的记忆,而现在在它正成为一个全球化城市之际,那些记忆很可能永远消失或仅仅成为与现时无关的记忆。这或许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隐喻。

  广州起义和中国革命的问题

  我想提出两个关于中国革命史学的当代问题:革命的地方性方法(local approaches)和作为话语活动的革命,这两者最近都作为革命研究的趋势出现。尽管这些方法所揭示的东西颇有价值,但当它们没有和其他观点联系起来时,它们往往最终会抹去革命的历史。它们所提供的东西需要与当前对革命予以消极评价的趋势区分开来。【24】

  我之前提供的是基于地点视角(place-based)的对革命的叙述,这对于揭示被国家或全球叙事掩盖的革命的复杂性至关重要。【25】我们所认为的地方代表了地方、国家和全球的复杂互动。广州就是这样的情况。广州是一个城市中心,我们在那里观察到的不一定适用于孤立的农村地区;另一方面,对于孤立的农村地区的过分强调也会抹去更大的革命图景。

  亲身参加这些活动的个人,在革命活动的过程中拥有一些共性和特性,也经历着转变;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的隔阂,甚至是语言沟通问题,都应该在这种背景下看待。知识分子和工人们的确有着某些错位(disposition)。像何振武这样的工人,1922年加入海员工会时,把名字从何四九(他告诉我们这个词在粤语里与“死狗”读音相同)改为何振武。他的新名字是受一个他和同志们一直在读的图画故事所启发的,在这个故事里主人公是一个叫做震武的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何潮,1986: 79)。假如说这个听起来还像是农民或者工人的故事,我们或许可以回忆一下黄平的在莫斯科为海员工会领袖林伟民做翻译(粤语翻译成官话)的事情。黄的革命热情在听到林伟民和苏兆征的工会成果以后被激发起来,这使他想起了《水浒传》(黄平,1981: 12)。

  何振武和黄平在如何讲述故事上毕竟存在着差别。对于何来说,起义的叙事以广州的事件和经历为标志。而另一方面,黄和其他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对广州起义的感知是从1871年巴黎开始,沿着十月革命、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再到广州的一种国家或者全球的革命叙事。在对于次年起义失败的讨论中反复提及1871年的巴黎,以及1905和1917年的俄国。被普遍归咎于起义领袖的两种“错误”是他们未能杀死反革命者以及未能占领广州中央银行。这些错误所造成的影响其实并不清楚。但是它们是列宁所总结的巴黎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张太雷在1926年初关于公社的文章中也回应了这一点。

  这些差异对于理解革命运动的动力至关重要,也在革命活动中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革命叙事。当知识分子像劳动者一样学会仇恨,劳动者最终要唱着“国际歌”走进革命。统一和差异都是现实。话语问题还牵涉着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在后现代主义时代,我们并不惊讶于读到文字“不仅反映社会和政治现实;它们是改变现实的工具”(Lynn Hunt,引自Tsin,1990:200)。然而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尽管诸如“革命”、“阶级”和“帝国主义”之类的词语并没有明确地指代“客观”现实,但它们确实代表了不同的理解方式。由这些不同的现实概念提供信息的话语试图创造它们的对象,但要令人信服,它们需要提供一种解释生活经验的方法。

  在对广州革命的研究中,Michael Tsin考察了广州工人阶级内部的分歧,以质疑“阶级意识”的实在性,这使得阶级或革命的话语成为脱离工人现实的革命者的活动。虽然工人阶级内部的分歧以及革命者和工人所使用的语言差异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些语言差异并不意味着一方是抽象的话语活动,另一方就是“落后的”传统态度,而是代表了由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叙述所告知的,关于阶级和革命的不同话语。一种否认不掺任何杂质的工人阶级意识的论点,可能有助于反驳共产党人关于革命的主张,但在某些方面它遵循了共产党人关于“纯粹”阶级意识的可能性的假设,对照这种意识,可以判断工人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阶级意识,像所有的意识一样,是多元决定(overdetermined)的,因为它被其他的从属关系和错位(disposition)所介导(intermediated)。广州工人阶级的内部分歧并不自然意味着阶级意识的缺失,而这反而可以被认为是在阶级问题上进行斗争的标志——在1920年代的广州,阶级问题日益成为理解社会和政治动态的共同基础。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长期存在也不可能否定革命意识:“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佛像被毁”,海陆丰的农民会对年轻的共产党员说,“我们的神是革命的,它支持苏维埃”(Galbiati,1985: 306)。这句话的意思不仅仅是革命被吸收到了当地的宗教中;它还意味着革命对神灵的占有。

  广州各群体的激进分子都有很大分歧。妇女组织在性别政治的意义上相互争斗;青年组织在革命的性质上存在严重分歧。虽然激进分子给革命带来的不同经验和社会亲缘关系在这些分歧中固然重要,但有必要记住他们在争夺什么:阶级、性别和革命。这些分歧的根源不是新的意识的缺失,而是新的把握现实的方式(无论是阶级、性别还是革命)。广州的统治阶级当然明白这一点。当广州起义被镇压后,李济深军阀政府在香港以及粤港华商的压力下开始关闭所有的工会,甚至是那些沆瀣一气镇压起义的工会。

  然而,这些复杂性的确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革命的东西:我们必须停止谈论单一的革命(a revolution),而应该开始谈论复数的革命(many revolutions)。【26】这就是革命的多种话语和叙述的存在的最终寓意。如此一来,话语之间和话语之上的斗争就不再是对革命的否定,而是一种在不同革命概念中争夺霸权的斗争。对统一的民族国家革命叙事的质问并不会消灭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核心基准点的革命本身;它只是更尖锐地暴露了革命过程中的断层及其复杂后果。像李泽厚和刘再复这些出名的中国知识分子,现在迫不及待地就开始说“告别革命”(刘再复,1996)。【27】尽管这种体现意志的言语行为可能具有政治或哲学意义,但历史学家还是要面对这样一种过去:它不仅是革命意志或话语的产物,也不仅是抽象社会结构的必需,还被嵌入到日常生活的逻辑之中。

  原文注释:

  【1】关于这些注释,参见王明(陈绍禹,1930:139-42)的详尽报告。关于工代会,参见《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报告》(1986:243-46)。该报告称有36个工会参加了起义(第246页)。牛堡(A.Neuburg)给出了3200人的数字(Neuburg, 1970:114)。牛堡的书1928年首次出版于德国,“牛堡”(Neuburg)被认为就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暴动顾问海因茨•纽曼(Heinz Neumann)。3200人的数字与暴动前计划发动的军事力量相符合,包括1200名教导团成员和2000名赤卫队。另一位起义领导人黄平,也给出了一个与纽曼差不多的相当低的数字。纽曼和黄平都因为领导不力承受了许多批评(黄平,1930a: 97),因此他们可能会倾向于给出一个较低的数字来解释起义的失败。除了这些“正式”的参与者(即教导团和赤卫队),还有从监狱中得到解放的3000政治犯,以及至少300名来自花县(即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故乡)的农民。

  【2】参见林鸿暖(1987)。叶剑英是教导团的团长。亦可参见王谨权(1988)。

  【3】我这里所说的包括伊罗生(1966)、斯威舍(1951)、萧佐良(1970)、以及当然还有牛堡(1970)的著作,这些书都把广州起义置于布尔什维克全球暴动的背景下。

  【4】参见陈叔平(1988:107-13)对术语的讨论。

  【5】参见罗佐夫斯基(1930:2)论用1917年10月类比的不相称性。关于巴黎公社和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屠杀的比较,参见陈叔平(1988:104)。并非只有共产主义者在评述广州起义时想到了巴黎公社。美国领事休斯顿(J. C. Huston)认为起义“没有表现出多少和巴黎公社工人一般生机勃勃的精神”(Huston, 1927:41)。然而,必须指出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早期的论述,如《广州公社》一书一样,都交替使用“苏维埃”和“公社”。

  【6】起义决策是在张太雷前往上海参加全会期间的11月17日做出的,最大可能是基于他所提供的广东方面的信息(《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1988)。

  【7】曼纽尔•戈麦斯(Manuel Gomez),是泛美反帝同盟(All-America Anti Imperialist League)的书记。广州和香港的英国人也用相似的术语。起义参与者中还有来自朝鲜、越南(可能还包括日本)的革命者。金山(Kim San)后来这样回忆朝鲜人的参与:“我们认为,这次战斗也是为了保卫我们自己的人民。”(Kim San and Nym Wales, 1941: 91)

  【8】杨绍练(1987);叶创昌和谢燕章(1987)。如果总数是 2000 人,每个联队必须有3 个大队。很可能这些只是纸面上的数据。这两份材料给出的赤卫队人数并不一致,第一个给出的数字是 3000,第二个给出的官方数字是2000。这些数字的可靠程度如何只能靠猜测。

  【9】关于对八月以后的工人运动的记述,参见李志业《广州起义纪事》。

  【10】工人们,尤其是海员,的确仇恨英国人。不是因为抽象的帝国主义,而是因为日常的被歧视经验。种族歧视是工人愤怨的一大来源。陈郁回答说虽然海员一开始缺乏阶级意识,但由于他们的客观环境是“帝国主义白种人的剥削压迫”,所以增强了民族和阶级自觉性(陈郁,1983[1932]:194)。(何潮:1986:78-79)。海员们还愤恨于被他们所工作的船上的白人长官称为“boy”;据另一位著名的工人领袖何振武回忆,1922年罢工后这种称呼就停止了(何潮:1986:78-79)。然而,工人当然也有其他不平之事。海员很早就组织起来抗议工头对他们的虐待和剥削。

  【12】关于广州的形势,参见罗登贤(1988)。

  【13】关于王一知的叙述,参见张国焘(1972:53)。关于他的疑问,参见黄平(1981:47-48)。

  【14】“毛子”是此类往来书信中指称纽曼的绰号。

  【15】中央的一封来信同意起义的计划并再次坚持要特别注意发动城市和郊区的群众。信中还嘱咐起义领导人要确保群众理解苏维埃是他们的政府。信里没有体积总罢工,但是强调了农民起义。信中提出的唯一重要的是修改是纠正省委报告中使用“保卫”一词,说“保卫”不妥,因为广州还在张发奎的控制之下。

  【16】据黎显衡,纽曼也认为起义可能会给李济深帮忙。

  【17】这段话中的“军事失利”指的是8月末九月初叶挺/贺龙部在汕头的失利。

  【18】与外国领事馆的一些歇斯底里的报道相反,起义期间暴动者几乎没有表现出对外国人的敌意。比如斯威舍,能够自如地在堤岸上散步,在几乎没有受到赤卫队巡逻骚扰的情况下,检视正在发生的情况(Swisher, 1977:93-94)。

  【19】对“革命艺术”的关注的出现已经在阮玛霞(1987)的详尽研究中。

  【20】除了妇女宣传队外,起义期间劳动童子团确实被训练在全市范围内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

  【21】据加尔比埃蒂(Galbiati),海陆丰的农民对“苏维埃”这个词有着同样的困惑,认为是“把他们救出苦难深渊的苏先生” (Galbiati, 1985: 285)。实际上,这里讨论的许多现象,包括唱歌在内,都可以在海陆丰看到,表明了某种群众动员策略的采用。

  【22】很难说起义的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遵循某种历史脚本或其他,但无论如何,起义领导层中的人都知道,根据列宁的说法,卡尔马克思最初反对巴黎公社的设想,但一旦后者开始就给予了全力支持。列宁将马克思与普列汉诺夫做对比,把前者树立为真正的革命者的榜样。参见马克思和列宁 (1969: 91-95).

  【23】李济深本人后来1949年后以民革成员的身份留居PRC。

  【24】Saich 和 van de ven (1995) 的一些文章是这种观点的一个例子。这些意识形态倾向在 Tsin 的著作(1990) 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25】我更青睐“基于地点”(place-based)而非“地方”(local)的表述,因为我觉得后者的用法与民族国家(national)和全球(global)相对立,已经具有排他性的含义。也可以从相反的意义上说,“地方”(local)代表了国家计划的延伸,就像后来的中国革命一样。我建议将“基于地点”(place-based)作为这两种本地意义的替代方案。这种区别源于我近年来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对峙。关于我把“基于场所”,参见德里克的文章(1997a,1997b)。

  【26】这是弗朗索瓦?孚雷(Franqois Furet,1981) 借鉴乔治?勒菲弗尔(Georges Lefevbre)的著作,反复提出的观点这本书对中国革命研究领域的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也是他的许多读者似乎忽略的一点,他们只是用他的观点来否定革命的想法。

  【27】在他们对中国革命和从孙中山到DXP的中国革命者的各种评价中,李泽厚、刘再复表现出一种倾向,即将革命视为自由行动的产物,而很少考虑历史力量,无论是结构还是过程,可能如何塑造 20 世纪中国的事件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评价让人想起广州起义后那些总结“错误”的语言,那些言说也着眼于暴动者本来能做什么或没有做什么,却忽略暴动者面临的矛盾或各种事件推动他们前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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