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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毅:近代日本如何通过靖国神社美化侵略历史

郑毅 · 2021-08-16 · 来源: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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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靖国神社问题已经不再是日本国内的宗教信仰问题,它在东亚社会中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外交问题,这是日本政治人物和民众必须面对的现实。

  伊势神宫在二战前日本社会是国家神道教的主神社,以祭祀天皇家族的祖先神和农业的守护神为日本民众所尊崇。靖国神社在二战前是完全由国家供养,“社领一万石的别格官币社”的特殊神社,政治地位与经济待遇是仅次于伊势神宫的政治与神道合体的国家神社。靖国神社作为一个地位极其特殊的神道场所,以“英灵祭祀”的神道形式,将为天皇、为“神国”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战死者的亡灵,演绎成了一种全社会的共同信仰和生命价值的追求,成为“国家物语”中的舞台和英灵,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圣殿”。在将对外侵略战争正当化和圣战化的过程中,生成和形塑了近代日本社会战争记忆中的荣耀感与圣战意识。

  1945年12月15日,美国占领军当局发布了由十三条禁令组成的《神道指令》,严格禁止所有神社进行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宣传活动,靖国神社成为普通宗教法人。《旧金山和约》生效后,靖国神社在日本国内强大的保守势力庇护和支持下,逐渐恢复其特殊的宗教地位,在固化日本近代以来战争记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民族国家战争记忆“存储器”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政治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引发中韩两国政府和民众的抗议。此后,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日本政治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政治特征与外交符号,也成为东亚国际社会关注的国际性焦点问题。深入研究战前靖国神社通过英灵祭祀将对外侵略战争战死者亡灵,演绎成帝国日本“国家物语”的历史过程,是探明日本社会战争记忆内部构造的关键点,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一项研究工作。

  一、靖国神社是近代日本社会战争记忆生成的原点

  明治政府是1868年取代德川幕府而成立的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政权,靖国神社是由明治新政府在1869年设立的“东京招魂社”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新政权和新国家历史“记忆的场”的合体,在这里新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得以确认,同时又强化形成了一个新的集体记忆。

  德川幕府在禁绝基督教之后采用的是佛教国教化制度,佛教与融合了民俗信仰的神社神道并存(神佛习合),对于幕府时代的庶民阶层而言,作为“征夷大将军”的幕府将军要比天皇更为人们所尊崇。为了配合政治中心的转换,明治新政府首选利用日本本土传统神道来衬托天皇的政治权威,神社悬挂的长条旗上开始出现“正一位稻荷大明神”的字样,以谕示天皇的神格地位。为收拢民心,明治政府逆转了神道神社与佛教寺院的宗教地位,新政府中设置神祇官以统辖全国的神社,同时建造新神社以否定德川幕府的宗教价值观。

  法国历史学者皮埃尔·诺拉指出:“记忆场所存在的根本理由是让时间停滞,是暂时停止遗忘,是让事物的状态固定下来,让死者不朽,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白银的唯一记忆是黄金),将意义的最大值锁定在最小的标记中,显然这是要将这些东西变得引人入胜,记忆之场只能来自它们在持续的意义变动和不可预见的枝蔓衍生中的变形能力。”靖国神社前身东京招魂社设立的根由,就是与近代日本社会战争记忆的生成与固化相关联,也可以说靖国神社是伴随着日本两大政治势力——幕府将军与维新派武士之间内战的一种孪生物,其实质是为了配合政权的更迭而派生出来的政治性宗教力的表现形式,是日本传统神道与新政治权力相结合的一种产物。以鸟羽伏见之战而开始的内战被称为戊辰战争,这一年是公元1868年,以干支纪年为戊辰年,故幕府军队与维新派武士之间在鸟羽伏见发生的战争仍然以“戊辰”命名,成为新旧历史转换的一个记忆标志。围绕新旧政权交替,内战一直持续到次年即1869年5月函馆之役而结束。通过这样一场时断时续的内战,实现了统治权由传统武家向天皇家的转移,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政权为昭示自身权力受让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对为新政权战死者进行招魂祭祀,就成为明治政府的头等要务。新政府一方面向东京的神祇官发出命令,对鸟羽伏见之役以来的战死者进行调查并制成名簿,为举行“招魂祭奠式”做前期准备;另一方面,新政府着手寻找举行仪式的合适场所。最初的候选地是东京上野山中的宽永寺,第二候选地是东京九段坂,即现在靖国神社的所在地。明治政府军方代表大村益次郎率6名军方代表在考察后确定选址该处,东京府将此地列入建筑用地以修建“招魂社”。合祀的对象限定在为“王事”而殉国的亡灵,且合祀范围不仅是戊辰战争的牺牲者,凡今后为了皇室暨为了国家而献身的人都属于合祀的对象,这也就是以此为宗旨而设立作为永久性祭祀设施靖国神社的初衷。

  从亡灵合祀范围的限定和设立永久性祭祀为国死难者的初衷来看,靖国神社从设立之初就有别于其他普通的祭祀神社,它被赋予了国家神社的政治地位,而合祀的对象也是强调在为国献身者的政治身份上,靖国神社成为与近代日本民族国家相伴而生的一个特殊宗教设施,成为日本新政权培育国家主义精神的宗教基地,成为塑造所谓“为国献身者英灵”的特殊场所。由于靖国神社被赋予“别格官币社”的特殊地位,这意味着“在维新前后的动乱中天皇一方的死者,即便是一名士兵也是被与楠木正成(武神)同等对待的破格礼遇”。借助这样一个特殊的“记忆之场”,可以达到还原战争正当性的话语叙述,同时通过这样的“记忆的场”可以实现新政权与社会之间达成一种“默契”,社会成员受到一种鼓励忠诚献身的暗示,国家为忠诚献身者提供了成为“神明”“英灵”的承诺和渠道,而靖国神社就是承诺实现的见证场所。“明治时代以后出生的日本国民,只有在靖国神社里才有机会成为国家祭祀的神灵。作为靖国神社祭祀神灵的唯一条件,是要为天皇陛下战死。至于这些人在生前是怎样的人,则一切不必追究,‘光荣战死’是成为国家祭祀的神灵的唯一条件。”

  1869年6月29日,由时任明治新政府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主持在东京都九段坂“招魂场”举行了第一次的“招灵”仪式。仪式由神官为先导,新政府的高级官员、华族和各藩代表齐聚拜殿前“为3588名战死者的亡灵举行合祀”,按照神道仪式完成“招魂祭”标志着“东京招魂社”的建立。“1870年明治政府颁布《大教宣布诏》,急迫地将新制造出来的以天皇崇拜为中心的神道教义确定为国教,由神祇官进行宣传布教。”1871年明治政府进一步明确了神社是“国家的宗祀”(相当于国家公共祭祀设施)的政策,将日本社会以传统民俗信仰为基础的祭神之所,赋予国家层面祭神的性质。1879年,根据日本陆军省的提议,明治政府太政官三条实美答复将“东京招魂社”更名为“靖国神社”。为突出靖国神社的特殊宗教地位,明治政府确定靖国神社为“别格官币社”,与供奉有古代武神楠木正成的湊川神社、以藤原镰足为祭神的多五峰谈山神社、以和气青麻吕为祭神的高雄山护王神社等同享“别格官币社”地位。靖国神社被赋予如此特殊的宗教地位,标志着它在日本国家神道制度体系中的地位特殊且显赫,同时也是近代日本社会永久性国家层面慰灵体系确立的标志。

  旧幕府政治权力向维新派武士主导的明治政府的权力转移过程,是一场改变了几百年统治方式的变革,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对新政府的接受程度,与政治权力变更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如何引导和控制社会内部对这种政治权力更替的历史记忆,是新政府整理变革后日本社会集体记忆的首要政策选项。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为“王政复古”而献身的人被新政府以传统神道仪式,在特定场所“招魂”“祭祀”行动的本身,就能给社会以一种荣耀性的记忆暗示,既鼓励和褒奖了社会成员为天皇献身的神圣性,又使社会成员在参与新政府的变革运动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历史记忆。“征服者所具有的威力以及国家所呈现的魄力都建立在群体想象力基础之上。尤其需要注意,正是由于受到这种想象力的影响,群体才得以建立起来。”东京招魂社最初设立是服务于国内的政治需要,将传统神道祭祀活动转化为国内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附属物,意味着神道与近代国家政治的结合。而将其改名为靖国神社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之后,由靖国神社主持的神道活动就从国内政治层面转换为国际政治层面上的“神道政治”了,对外侵略战争的阵亡者亡灵借助靖国神社的合祀而堂堂正正地成为日本社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并成为向日本全社会灌输的统一的战争记忆。这种统一的战争记忆暗示或彰显的是为天皇而战、为神国开疆拓土的好战精神,是为帝国扩张而献身的一种荣耀和永恒。

  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及随后侵占台湾的战事中出现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伤亡事例,据1895年9月29日的报告,在日清战役及台湾战争中日军合计死亡6469人(后进一步统计略有增加)。这是大日本帝国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外战争,如何告慰这些战死者、如何安抚战死者的遗族、如何在下一次不知何时会发生的对外战争时,再次动员和激励士兵为天皇而战,这些问题是天皇和帝国官员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明治政府所采取的对策就是用“英灵祭祀”的方式,将战死者遗族的悲伤和痛苦转化为喜悦和自豪的荣耀感,靖国神社成为明治天皇和帝国政府转化民众情感和培养忠诚度的“国家装置”。1895年12月15日,在靖国神社为“日清战争战死者”举行了招魂式,16—18日连续3天为战死者举行临时大祭典,其中17日明治天皇以主祭的身份亲临大祭典,天皇和皇后都有“币帛料”(香火钱)的奉纳,又从国库中以“特别寄付金”的名义支给1万元,以昭示天下,天皇与臣民一体,天皇对战死者的褒赞之圣意。神道祭祀活动的泛政治化滥觞于东京招魂社时期,而蜕变在日俄战争之后。

  二、日俄战争后靖国神社蜕变成固化战争记忆的国家装置

  对接受了近代西方文明的明治政府而言,古代日本社会对战死者亡灵的神道祭祀仍然充满着无限的魔力。东京招魂社设立之初对战死者亡灵的合祀,是基于“怨灵信仰”和对古已有之的御灵神祭祀传统的继承,而经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之后,这些在对外战争中战死者被赋予荣誉的颂扬、将战死者亡灵捧为“护国之神”,以“忠灵”“英灵”的名义加以“奉慰”合祀,与传统的御灵神祭祀已经没有太大的关联性,这种祭祀更强调的是祭祀活动的政治色彩。也可以说,这是与中世、近世的对怨灵、御灵信仰的镇魂传统的一种切断,将其转化成作为天皇制国家的守护神忠魂的一种镇魂。亡灵向英灵的转变过程,实际上是靖国神社在近代天皇制国家政治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种改变,靖国神社通过对英灵的合祀,在日本社会培育出了一种新的信仰和精神,即靖国信仰或靖国精神。“日俄战争后靖国神社作为把国民统一起来的精神核心力量发挥了很大作用。在靖国神社供奉的日俄战争战死者的人数,陆军为85208名,海军为2925名,合计88133名,相当于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引者注)的6.6倍多,占日俄战争当时适龄参军人数(出生于明治元年至明治十八年)的1.3%,即在1000名适龄参军人数中就有13名战死者。”靖国神社在近代日本社会中特定宗教地位的陡升,是在日俄战争时期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靖国神社与日本对外战争结合的紧密程度也是前所未有,此后的靖国神社不仅成为国家神道的核心神社,同时也成为日本军队宣誓效忠天皇和庆祝战争胜利的特定场所。靖国神社被天皇和政府刻意塑造成一个固化并升华日本对外战争记忆的特殊装置。日俄战争时期为强化日本社会全体成员的战争动员和对这场“赌国运”战争的参与度,靖国神社渐渐成为一个聚集全社会关注力的战争动员场所。1906年5月2日,日本举行了凯旋阅兵仪式,阅兵式后阅兵部队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是在甲午战争后所没有的。《陆军凯旋阅兵仪式要领细则》中规定:“出席或参加凯旋阅兵仪式的军人必须参拜靖国神社”,“参加阅兵仪式的是驻守东京的部队和来自全国的部队代表,光从阅兵场上众多的军旗就可看出其规模在日本军事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日本陆军大规模地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后,日本海军也于同日和次年的临时大祭上,派出舰队两次驶入横须贺港,海军各部队也都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从最初的仅限于为国内政治斗争而死亡者的招魂、慰灵之地,已经悄然改变为一种工具、一个象征,成为将战死者亡灵与帝国的命运、天皇军队的荣威相结合的表达性艺术再现的一种神圣仪式,其祭祀仪式重点逐渐从“慰灵”转向“彰显”。纪念仪式对于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塑造具有巨大的功效,尤其是以战争胜利者形象的纪念仪式,更易于和乐于被社会群体所记忆。“大众在信仰下往往会表现的盲目顺从和暴戾褊狭,此外他们还会在宗教情绪激发的过程中发动暴力宣传。正因为如此,人类的信仰往往都会被套上宗教的外套。对于大众,英雄人物就是不折不扣的神。”“‘英灵’一词在日本是以靖国神社为中心,用于表彰战死者的祭祀专用语,在日俄战争以后被普遍使用。战死者从靖国神社的角度来讲就是‘祭神’,在社会上一般称其为‘英灵’,是赞美其为优秀灵魂的意思。”近代日本疯狂地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战争之路,整个社会群体对战争的狂热与追捧不是一种偶然的社会现象,它与日本从国家政治层面对战争记忆中胜利和荣耀的选择性记忆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而靖国神社在这种集体的战争记忆塑造过程中扮演了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角色。仪式的参加者和旁观者都从仪式的褒扬对象和集体的荣耀感中,获得作为历史见证人和支持者的满足感,通过这样的仪式强化了社会成员的国家意识和认同感,并为以后的全民参与战争行为寻找到了一条与国家历史、与皇国荣耀相联结的纽带。

  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指出:“仪式不是日记,也不是备忘录。它的支配性话语并不仅仅是讲故事和加以回味,它是对崇拜对象的扮演。仪式操演传达和保持了即便是采取支配性话语形式的旧表象。这就意味着,在纪念仪式中被记忆的,是个人和认知记忆的集体式变体以外的东西。”靖国神社对日本政府借助日俄战争塑造荣耀性的战争记忆给予了充分的配合。1917年12月3日,靖国神社将例行大祭的日期作出变更。在此前的东京招魂社时期,一年四次的大祭日是1月3日(鸟羽伏见战争纪念日)、5月15日(上野之战纪念日)、5月18日(五棱郭开城纳降日)和9月22日(会津藩投降日)。显然这些“例行大祭日是日本内战时‘官军’胜利的纪念日,已不适合作为现在把国民统一起来的精神核心力量的靖国神社大祭日了”。靖国神社为凸显日俄战争的国家主义色彩,将日俄战争后举行陆军凯旋阅兵式的纪念日,即4月30日确定为“春祭日”,将日俄战争后举行海军凯旋阅舰式的纪念日,即10月23日确定为“秋祭日”。如果说东京招魂社是为内战阵亡者招魂合祀,是出于明治政府为树立正统合法性政治地位而服务,是聚合臣民维护天皇统治的现实政治需要,而日俄战争后的靖国神社为对外侵略战争中战死者的合祀和招魂,则是将靖国神社的祭祀活动上升到日本帝国全体社会成员,为支持和参与大日本帝国对外战争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国家意识层面之上。靖国神社的宗教地位已不再是单纯的日本臣民祭祀国内战争亡灵的场所,它已悄然蜕变成为大日本帝国对外侵略战争中的精神支柱和为皇国献身亡灵聚合的圣殿。

  三、天皇与靖国神社的政治合体:“国家物语”

  明治天皇(1852—1912)名为睦仁,1867—1912年在位,其孙昭和天皇(1901—1989)名为裕仁,1926—1989年在位。这两人对靖国神社的设立和特殊宗教地位的确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靖国神社原本是以合祀戊辰战争中天皇一方的战死者而设立的,是为了彰显明治政府合法性和正统地位而创制的特殊宗教设施。明治政府的政治资源和军事力量与此前德川幕府(1603—1867)相比本无特别的优势,天皇家族在名义上的正统地位和部分藩主的效忠,是仅有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显然这些资源并不足以替代德川家族在日本二百余年的“统治惯性”。将传统的政治资源与日本本土宗教——神道相结合,用传统的本土宗教为新政府的正统性注入神秘的宗教神力,不失为一种聚合社会民众的有效途径。明治政府为统合民众充分利用神道神社,在短时间内就创造出了诸多神社,以确立新的神道传统。如以勤皇派象征人物楠木正成为祭神的湊川神社、以护良亲王为祭神的镰仓宫、以崇德上皇为祭神的白峯神宫,重建以丰臣秀吉为祭神的丰国神社和祭祀织田信长的建勋神社等,用新的历史记忆驱除旧的历史记忆,不失为一种快捷的政治手段。“这些神社的创建,既有受厚祀拜者的御灵信仰的传统宗教意识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宣传否定德川时代的(道德)价值体系,宣告新时代到来的意图。”东京招魂社设立目的也大抵如此,至今背叛明治政府的西乡隆盛都不曾合祀入靖国神社。

  为了彰显天皇与靖国神社的特殊关联性,靖国神社从建立伊始就由陆、海军共同管理,其日常事务由陆军省统辖,其“宫司”(靖国神社的实际管理者)由陆军大将职级的现役武官担任,神社运行的经费由宫内省承担,可以使用皇室专用的16瓣菊花纹章装饰,与明治神宫、伊势神宫享受同等待遇。通过这些特殊的安排,用神道的活动和仪式来吸引民众对新政府的关注和支持,这一点从东京招魂社设立之初就在有意识地进行。最初的招魂社被刻意营造成与庶民市井生活相融合的公众场所。据《武江年表》记载,东京招魂社成立之初的几年间,在例行大祭活动期间会有鸣放礼炮、燃放鞭炮(花火)、神乐表演、相扑比赛、赛马等娱乐活动,有浓厚的吸引东京庶民参与娱乐的特征,后来这种庶民娱乐性的祭日活动演化为每年7月13—16日举行的“前夜祭”,也就是在每年中元节期间的“御灵祭”。这表明明治政府对寻求日本社会庶民阶层的政治参与与支持的强烈渴望。同时,在培养和强化日本社会各阶层对明治政府的认同感和归属意识方面,东京招魂社(靖国神社)的招魂、安魂、慰灵、英灵的神格化过程,无疑是发挥了一种催生、聚合、升华的特殊作用。靖国神社宣扬的所谓“靖国精神”,可以解读为“‘靖国精神’是日本的‘国民精神’,等同于是‘日本精神’,其本质是‘为君国献吾身’的精神、‘为国家欣然流血’的精神、为天皇和国家献身而‘牺牲’的精神。如此,以这样的‘牺牲’精神而死才能成为‘英灵’,才会得到国家最大的‘感谢和尊敬’,而且只有具有这样‘英灵’的丈夫或儿子的遗家族,才配得上享有来自国民的‘非常的感谢和尊敬’”。

  明治、昭和两位天皇在靖国神社的神道政治化过程中是最重要的形塑者,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靖国神社的“神格化”时期和侵华战争期间靖国神社的“彰显化”时期,两位天皇的参与度是空前绝后的。“靖国神社作为天皇、军队与神社完全一体的军事宗教设施”在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发挥过极为特殊的作用。明治天皇“亲拜”靖国神社合计有7次:其中招魂社时代3次,甲午战争后的临时大祭2次,日俄战争后的临时大祭2次。后4次“亲拜”,天皇穿着的都是陆军大元帅礼服。其子大正天皇“亲拜”靖国神社两次,分别是1915年4月29日供奉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死者的临时大祭和1919年5月2日纪念靖国神社创建50周年祭典。而昭和天皇“从1926年即位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20年间,亲拜靖国神社达20次,平均每年一次”。他“亲拜”时所穿着的也是陆军大元帅礼服。天皇“亲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本身具有多重政治意味。

  首先,按照《明治宪法》的规定,大日本帝国是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总揽一切统治大权”,也就意味着天皇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是大日本帝国包括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统一型领袖。明治政府时期建立的“祭政一体”国家制度,传统的神社、神道被置于以天皇为中心的宗教体系之内,国家神道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以国家祭祀为中心,颂扬“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和“万邦无比的国体”。天皇在这样的权力体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政治行为所表达的“政—教复合”型的意义。“亲拜”靖国神社达到了将天皇的世俗统治权威与神道的宗教神秘性相结合的目的,在维护皇统和神格化的“国体”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政治辅助性工具的功能。

  其次,明治天皇、昭和天皇身着陆军大元帅礼服参拜靖国神社,可以视为军队与靖国神社的“合体”,激发和鼓励日本国民参加对外侵略战争中的积极性和热情,是培育全社会军国主义精神的“洗礼式”。依据《大日本帝国宪法》“海陆军队皆归天皇统帅”,天皇以军队统帅者的身份借助靖国神社将天皇的统帅权与为天皇献身的将士的“英灵”结合起来,既彰显了天皇的绝对权力,又表彰了为天皇而牺牲将士的灵魂,还安抚了阵亡者家属的悲怨情绪,达到了收拢民众追随大日本帝国向外扩张的目的。明治时代的日本被刻意塑造成为日本荣耀的光辉历史时期,司马辽太郎所写的《坂上的云》等作品中浓郁的散发出歌颂、留恋明治时代帝国荣耀的历史记忆。对战死者亡灵的所谓“彰显”,实际上是将战死作为一种“受人尊敬的牺牲”,使亡灵圣化,以此来隐藏起战争冰冷凄惨的实态,使人们的战争记忆停留在“英灵”的圣环之中,而忘记战争残酷真实的一面。所谓“英灵祭祀”就是要人们将战死者的荣耀固化在记忆之中,同时将战死者参加的战争实态从战争记忆中抹消。靖国神社合祀战死者亡灵而产生的所谓“九段之母”“靖国遗儿”,不仅固化了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同时用这样一种对死者亡灵的颂扬和死者遗族的褒奖,向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中注入了神圣、英勇的记忆元素,为天皇而战的战争不再是令人反感的事情,为天皇而战、为天皇而死可以成为“英灵”,可以成为全社会战争记忆中的永恒,靖国神社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策源地和保存战争记忆的唯一国家宗祠。

  最后,天皇将“亲拜”靖国神社惯例化的政治行为本身,可以实现将为国献身者的亡灵超度上升为国家政治行为的高度,被纳入靖国神社的亡灵不再是普通世俗意义上的亡灵,而是升华为“为皇国而献身的英灵”,这些亡灵也不再属于个人或家庭,而是属于国家、属于全社会所共有。曾担任靖国神社宫司的陆军大将铃木孝雄说:“在这招魂场上举行祭祀,是要把人的灵魂召回到这里,这时候招回来的是人的灵魂。但一旦在这里举行了供奉神灵的‘奉告祭’,并把这些灵魂供奉到正殿后,他们也就变成了神灵。如果不充分理解这一点,尤其是遗族总是把亡魂当做自己的孩子看待是不行的,必须把他们看做是神而不能认为是自己的孩子。那些认为人的灵魂与神灵没有多大区别的人,就会出现各种思想上错误的表现。”

  从东京招魂社时期的招魂到安魂,到靖国神社时期的慰灵与表彰,从东京招魂社时期由栖川宫炽仁亲王以东征大总督身份主持招魂祭,到靖国神社时期明治、大正、昭和三位天皇“亲拜”的例行化,为天皇而战、为大日本帝国而战死者的亡灵,从普通人的灵魂升华为英灵,升华为神。“靖国神社与其他众多只有一个主神的神社不同,供奉在神殿中的数以百万计的亡灵均被视为主神,普通的亡灵升华为神社的主神意味着灵魂永生不灭,成为所谓的‘英灵’。”

  记忆的反面就是遗忘。靖国神社“英灵”合祀形式使战死者的遗族将记忆的重点聚焦在“荣耀性的历史”,而忽略和遗忘战争本身的悲惨过程与失去亲人的痛苦。所有人对战争本身的忘却,似乎以国家的名义被合乎情理地遗忘了,遗忘本身也就成为了社会的一种默契或共识,至于天皇的士兵为什么会出现在别国的土地上,在那里干了什么,因何而战死,其与对方国家的死者是何种关系等等本应属于战争记忆的内容,民众在战争中的“平庸的恶”都在“英灵”荣耀的光环下显得没有意义,“英灵”成为战争记忆的全部。而靖国神社在日本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在深刻地塑造一种“光荣”的战争记忆的同时,又十分巧妙地将战争记忆中的凶残丑陋的另一面,以“英灵”的名义堂而皇之地抹消了。靖国神社的祭祀仪式不是祭祀人的灵魂的仪式,而是祭祀具有宗教性质的神灵的宗教仪式。靖国神社祭祀的亡灵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亡灵,而是“英灵”。“英灵”是国家的、是天皇的,按照战前靖国神社宫司铃木孝雄的“权威解释”,“靖国神社是祭祀阵亡者唯一的‘一国之祭庙’,也就是说归宿在靖国神社里的是靖国精神,或者叫做‘大和魂’,它完全是日本的国民精神,换言之亦即‘大和魂’永远坐镇在靖国神社里。如果在我们的心中培养这种精神,那么国民之‘大和魂’就能得以充分发挥”。

  据靖国神社2004年10月17日公布的资料,明治维新后历次战争中死亡者的供奉人数为:明治维新7751人、西南战争6971人、中日甲午战争13619人、出兵台湾战争1130人、镇压义和团运动1256人、日俄战争88429人、一战4850人、出兵济南185人、“九一八事变”17176人、侵华战争191250人,加上其他,共计2466532人。这200多万亡灵的背后是上千万的遗族群体和无数个家庭,靖国神社对战死者亡灵的合祀与对亡灵的升华,等同于以国家的名义对这些战死者灵魂的“收藏”。靖国神社的祭祀形式发挥了将日本民众的家族史与天皇家的皇国史相链接、结合为一种日本式的家国历史记忆,而天皇的“亲拜”则是对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赋予了荣耀性的赞扬与肯定。“对于战败前天皇统治下的大日本帝国来说,靖国神社是一个巨大的、培养国民“大和魂”的国家祭殿,而这个‘大和魂’指的就是国民为天皇献出生命的精神。”对战死者亡灵进行某种形式的祭祀、纪念等习俗,不是日本社会所独有,东西方古已有之,世界各地的无名战士墓、烈士纪念碑等都是古老习俗与宗教观的一种体现形式。但像近代日本政府那样将战死者亡灵特别是对外侵略战争的战死者亡灵奉为“英灵”,且刻意塑造成社会宗教传统的国家,日本或许是唯一的。日本因为从明治维新以后长期持续地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截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产生了246万被纳入靖国神社合祀的“英灵”。从靖国神社建成到所谓的“英灵奉祭”,日本社会战争记忆的形塑过程中,表现出一种浓厚的国家主导有意识地将侵略战争合法化、正当化甚至荣耀化的政治意图。明治政府在新政权成立伊始就急迫地通过神道祭祀的途径,为新政府和新的政治权威寻找传统的宗教基础。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之后,靖国神社被打造成了日本近代社会战争“记忆的场”,而“英灵祭祀”则成为这个“记忆的场”的记忆主题,战争和“英灵”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近代日本社会的“国家物语”,民众被动员加入到这场以战争为主题的“国家物语”之中,在战争中既是他国民众的加害者,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成为战争的受害者。日本社会战争记忆中的受害者意识与加害者意识之间的纠结与困窘,映射的历史倒影正是靖国神社中供奉的“英灵”所暗喻的(侵略)战争合法性意识,与基于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共识意识两者之间的冲突。日本政界人物参拜靖国神社之举动,是在和平年代对过往侵略历史的一种政治化重塑,如果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仍然聚集在靖国神社的“英灵”之上,如果战争英灵依然是战前“国家物语”的主色调,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就会处在“崇拜战争英灵”和“执著于和平诉求”两种对立的意识中博弈和纠结。正如日本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指出的那样:“建设‘纪念馆’‘纪念碑’乃是要彰显某一集团的过去记忆,并作为集体记忆而铭刻下来的历史表象化行为。因此,追悼作为国家行为之战争战殁者‘纪(祈)念馆、纪(祈)念碑’建设,乃是由国家发出的对战死者记忆的历史表象化行为。而且,如今这种历史表象化的行为试图将国民的战争记忆凝结成一个历史表象的总体,可是结果却反而暴露了国民历史意识的分裂,并进一步促成了这种分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逾70多年,有战争体验的人绝大多数已经过世,当前东亚社会各民族国家战争记忆的保留、传承的主体几乎全是没有战争体验的群体。这些族群主体战争记忆的代际传承与各自国家的集体记忆重构过程相同步,如何让无战争体验群体的历史认识与战争记忆的重构过程相伴相生,如何让本国战争记忆的重构与被侵略国家的战争记忆不构成根本的对立,显然不是日本一国的国内政治问题,而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政治问题,它甚至可能会关乎两国乃至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认识与理解。

  靖国神社是近代日本社会在政治体制转折时期与新国家相伴而生的产物,最初它是基于日本社会习俗和传统宗教意识而建成的一个祭祀内战战死者的场所,表现的形式是国家与宗教的关系;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发生,靖国神社成为日本社会固化战争记忆的“记忆的场”,靖国神社与日本帝国的对外侵略战争结成了一种政治与宗教的合体关系。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国家神道的改造,靖国神社一度脱离了国际社会的视线,甚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京审判的乙丙级战犯被先后合祀入靖国神社,国际社会仍视之为日本国内的宗教问题。随着70年代末甲级战犯合祀问题的出现,靖国神社成为日本国内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的磁场”。从前首相吉田茂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保守政治人物频频参拜靖国神社,尤其是1985年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公式参拜,当时引发了中韩两国的强烈外交抗议,靖国神社又成为日本在历史认识和外交领域与中韩关系紧张的“外交磁场”。显然,靖国神社问题已经不再是日本国内的宗教信仰问题,它在东亚社会中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外交问题,这是日本政治人物和民众必须面对的现实。

  作者郑毅,系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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